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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不慕富贵的史学大家
时间: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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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1893——1969），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等。 他曾因生活简朴而作为具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被逮捕，出狱后发誓要“腐化”；他拒绝做高官，甘坐“冷板凳”，将著书立说作为人生追求；他提倡做“大丈夫”，并且身体力行。他就是不慕富贵的史学家范文澜。
做件皮袍子穿穿
1934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范文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11月，他被押解到南京。在南京看守所，严刑拷打自然少不了，却无法让这位“老夫子”屈服。监狱外，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众多知名学者忙着营救他。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也找到陈立夫说：范文澜生活非常简朴，平时连人力车也不坐，常常步行上班，还把部分薪金捐给女子文理学院购买图书。陈立夫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呢？”徐诵明一时无言以对。
1935年1月出狱后，范文澜得知自己被作为“共产党嫌疑”的原因竟然是生活简朴，内心很是感慨。他确实太简朴了，作为北大教师，从来没有像年轻同事那样西装革履，而是常年穿布长衫，年久变色了都不肯换。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腐化”一把。同事千家驹不解，问他打算如何“腐化”。范文澜停顿了一下，像下定决心似地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摇摇头说，这算不上“腐化”。范文澜苦笑道：“别的我不会呀！”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属部长级干部，配有专车和警卫员。但是，他平时都是步行或乘公共汽车，甚至十几里路都靠双脚。在他看来，我们国家穷，步行既节约汽油，又锻炼身体，何乐而不为呢？由于他轻易不坐专车，并且觉得安全无忧，就不让警卫员跟着。警卫员抱怨“都快失业了”，后来提出调离。范文澜去世时，儿子从他的衣服兜里找到两毛钱，就是他用来乘公共汽车的。
为学问甘坐“冷板凳”
1938年6月，范文澜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参加新四军，成了游击队的一名教员。11月，国民党第五次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他参加战区的抗敌工作委员会，并且发给他一张中将委任状。但是，范文澜不愿去。经省委同意，他到桐柏、襄樊一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信阳被日军占领后，这位大学者打起了游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时，领导机关决定郭沫若任院长，你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中科院副院长可是个“高官”。然而，范文澜认为做学问需要心无旁骛，当行政领导太占用时间。他想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还要培养学术人才。因而，坚决不当副院长，只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担任所长后，他请副所长刘大年主持日常事务，自己潜心研究。
范文澜多次告诫新入所的年轻人，做学问就要坐得“冷板凳”，要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想当官就不要到近代史研究所来。他所号召的这种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年轻学者，后来任所长的张海鹏就是其中的一位。2013年，在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张海鹏还以范文澜为例告诉大学生：“脚踏实地，不爱虚名，不慕官位，是成为大学问家的必备品德。”
用生命谱写“大丈夫”
1935年1月出狱后，范文澜回到北平。这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有感于此，范文澜写作出版了通俗读物《大丈夫》。书里列举历史上20多位英雄事迹，呼吁民众做“大丈夫”，为抗日救国挺身而出。何为“大丈夫”？他以道德、事业上均杰出为标准，并强调道德的作用。他说：“因为事业成败，大部分是受环境支配的；而道德的责任，任何人却都可以负担起来。”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里，也闪烁着道德的光芒。
作为历史学家，范文澜特别重视史德。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让他声名鹊起。对待成名作，他也持十分严肃的态度。他认为该书存在非历史主义观点、叙述头绪乱等毛病，并从1951年起重新修订。一个个的历史研究任务，加之一个个的政治运动，都占用了他修订自己作品的时间。他的一只眼睛在延安时已近失明，到这时已完全失明，而且他还饱受失眠的困扰。即使是这样，至1965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前4册110万字的写作。
1968年，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继续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这时，范文澜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经常要住院。1969年7月，他因脑血栓再次住院，在医院还找人商谈编写。他对助手说：“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苦干下去，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待病情略有好转，便要求出院。然而，出院第二天，他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逝世前，他留下遗嘱：藏书全部捐献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骨灰由亲属撒入钱塘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范文澜用生命谱写了“大丈夫”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