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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国学大师”的风范
时间:201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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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2009），男，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国学家。
季羡林“德学双馨”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宽厚有礼的作风又令人如浴春风。他诲人不倦、学识精深、淡泊名利，成为1956年入党的新中国第一批知识分子党员的杰出代表。
桃李满园
2009年7月11日上午，季羡林在北京逝世。许多人冒着酷暑，自发从各地赶来，为这位传道授业60余载、以育人为乐的老人送上最后一程。12日11点半，追思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虽然灵堂要到中午才开放，但从早上8点起，就有不少老教师到灵堂外耐心等待。11点15分，百年讲堂广场上的人自发排队，队伍排出了四五十米。所有的人都在耐心等待，很多70岁以上的老教师都坚持排在队伍里。“我希望能慢慢地随队伍往前走，沉下心来，想念季老。”一位老师说。
在学校领导和家属对季羡林鞠躬吊唁后，吊唁者按顺序陆续排队进场。吊唁队伍中，有人红着眼睛，有人抹泪不止，更有人直接跪下来磕头吟诗。
张某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季羡林的助教，1948年季羡林曾经资助他父亲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得知季老去世的噩耗后，在上海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嘱托张某到季老像前磕头谢恩。“我今天磕了6个头，3个是替我爸爸磕的，其他3个是我自己要感谢季老对我小时候的教育。”他在磕头时还大声吟诗：“举世闻名学问深，毕生研究东语文。太平洋水千万里，不及季老教我深。”
吊唁队伍里有十几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都是1960年入学的东语系学生。其中4人是第一届梵语巴利语专业学生，都是季羡林的嫡传弟子。1956年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国仅有56位一级教授），他又是东语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事物非常繁忙。他认为，教师的根本职责是为国家培育英才。他克服困难，坚持给当年招的17名学生上了5年课，让这些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们终生难忘。
1946年至1983年，季羡林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东语系成立时是北大最小的系，经过他及后继者的努力，一步步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许多第一流的东方学者，还培育出近30名驻外大使。这一切，都离不开他60多年的付出和努力。爱岗敬业、育人为乐使他成为全国教师的楷模。
文化使者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的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为架起中印文化之间的桥梁，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季羡林也没有忘记肩负的使命。1970年春，刚“解放”的季羡林被分配到门房，任务是看大门，接电话和收发信件、报纸。他不想虚度时光，便决定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摩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据说他杀死魔王，确立了人间的宗教和道德标准。《罗摩衍那》意为“罗摩的游行”，和另一部史诗《摩柯婆罗多》同为印度文化的基础，对印度文学、宗教影响深远。
《罗摩衍那》约2万颂，每颂为4行。他不能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去，就利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散文，次日早晨再把散文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工作间隙，他把纸片拿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到1977年，他竟把《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1980年开始出版，到1984年出齐，厚厚的8大本。译作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高度赞扬，并获1994年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季羡林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清新朴实的译文风格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树立了一座丰碑。
宽厚待人
初次和季羡林接触的人，从他穿着的中山装看往往会觉得他像一个农民。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土包子”。1978年至1983年，季羡林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有一年，一位从外地来的学生拎着大包小包第一次进入北大校区，见到一个衣着朴实的老人，就对他说：“老头，给我看下包。”自己就办入学手续去了。近两个小时后，那位学生才回来，见老人依然守在自己的行李边上，那学生说了声“谢谢”后就离开了。第二天开学典礼上，那位学生才发现坐在副校长位置上的正是昨天的老头——季羡林。这则“给学生看包两小时”的趣闻在北大流传已久，但从没人考证，因为那确实就是季羡林的作风。
这正是他的风骨：不恃才傲物，不居功自傲，永远宽厚有礼。到过季羡林家的人很多，既有中外著名学者教授，也有许多崇拜者；既有切磋学问、诚心求教的，也有慕名索求签名的。无论是谁，季羡林都以礼相待。客人进门，他起身迎候；客人离去，他一直送到大门外的小马路上。司机送他回家，他也总要目送汽车远去才转身回屋。
2007年年初，96岁高龄的季羡林在自己的《病榻杂记》中请辞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3个称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